《周易》记载君子之道四种，说的是仕舆隐的事。所以有人身在朝堂而形同隐居，有人浪迹江湖而长期归隐。隐居避世的形式情态，繁复纷纭，千差万别。如果对道的含义理解十分透彻，声名与形迹都已忘怀，将身影隐埋在峻极的山岩，把名声掩蔽在深深的谷底，解除了仁义的桎梏，将形体精神回归于自然，那么在儒家名教之外，另有一番风韵情致。所以，在唐尧时代就有不信奉圣人的隐士，孔门子弟也阴差阳错地成为荷篠丈人的客人。其次则高举独来独往的节操，看重仕隐去就的空虚的名声，他们热烈争取的不是实际的物质利益，这与世俗风尚不同。有人谋虑周全而最终悔悟，事情有了结局方知道它的危险陆；有人志向得不到伸展，于是归隐山林，歌吟泽畔。这些人都是凭藉宇宙而成其心志，以自然风云作为警戒借鉴。其志向如果真的达到了道，也是很自然的。他们具有贞洁纯正的品德，并以“文”来培养它们。不然的话，他们与那些在山中砍柴的樵夫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樊英接受了征聘，这不符合李固对他的期望。冯恢改节出仕，便受到张华的鄙薄。希望身处尘世之外的人，可见是很多的。像现在的这十多位先生，出仕却不求闻达，退隐又不受世俗的讥讽，虽信服儒道，但能保全自身，这就是逸民节操的模范，所以将他们合在一起写成《高逸篇》。
褚伯玉字元璩，吴郡钱唐人氏。高祖褚含曾为始平太守。父亲褚襜为征虏参军。褚伯玉年轻时便有隐士的品德，清心寡欲。十八岁时，其父为他婚配，新娘从前门进房，褚伯玉便从后门外出。于是前往剡地，居住在瀑布山。他很能忍耐寒冷暑热，当时人们把他比作是王仲都。在山上三十余年，与世人隔绝。王僧达作吴郡太守，不辞繁劳地苦苦礼请他来，褚伯玉迫不得已，只好在郡城停留了二夜，才交谈几句便告退。宁朔将军丘珍孙写信给王僧达说：“听说褚先生住在您的馆舍。这位先生藏身于云雾山中，不侍奉王侯，高尚其志，采野果为食，已有很多年了。如果不是屈己谦恭喜爱贤者的人，怎能够请他到来。从前文举曾住冶城，安道进入昌门，加上这次伯玉宿吴郡，共是王件美事了。大凡辞却米粮，以烟霞为食的人，祗可以暂时礼请他来，而不宜长久地留住他们。您应该顺遂其遣世独立、羽化登仙的愿望。希望他回马归山时，能屈尊暂停；也希望您能帮我转达，使他知晓。”王僧达回信说：“褚先生随云烟飘游已经很久了。古代的隐逸之士，有的因为思虑儿女而留下，有的则使隐居地成为闹市，但这位先生对此毫无兴趣，祇与青松山石交友。身居孤峰绝岭累积已达几十年。所以最近特邀请他来这襄，期望宽慰我日夜仰慕他的一片真心。及至谈轮起寻访芝桂、荔萝之类隐居生活，我就好像亲见烟波流泉，亲临隐居之地一样。知道您想拜见他，我会转达您的意思。”
宋武帝孝建二年，散骑常侍乐询施行风俗教化，上表荐举褚伯玉，特准征聘为本州议曹从事，褚伯玉不肯就职。齐太祖即位，亲手韶命吴郡、会稽二郡太守对他以礼迎送，褚伯玉又藉口有病而辞谢。太祖不想违背他的志向，敕命在剡县白石山建筑太平馆让他居住。建元元年去世。享年八十六岁。因为经常住在一楝楼上，所以就安葬在这座楼中。孔稚珪曾经跟随他学道法，所以替他在馆舍旁立了一块碑石。
明僧绍字承烈，平原郡鬲县人。祖父明玩，为州治中。父亲明略，为给事中。
宋元嘉年间明僧绍两次举为秀才，通晓经义，儒学造诣很深。宋永光年间，镇北府征召他为功曹，一概不就职。隐居在长广郡的崂山，聚徒讲学。淮北陷落于敌手之后才南渡长江。宋明帝泰始六年，征他为通直郎，不肯就任。
宋顺帝升明年间，齐太祖当时为太傅，教采用以旌旗币帛为礼品的征聘大礼去聘请明僧绍及顾欢、臧荣绪等人，征召明僧绍篇记室参军，他也不来。明僧绍之弟明庆符，任贵州刺史，明僧绍因为缺乏粮食，所以随明庆符一起到郁洲，住在弁榆山，栖云精舍，喜欢赏玩水石，竟然一次也没有进过青州城。齐高帝建元元年冬，诏书说：“朕辗转反侧地思念贤士，又怀想尘俗之外的隐者。齐郡明僧绍立志高远，心性酷爱纯朴，幽静贞节的操守，应当加以褒奖。”征召他为正员郎，明僧绍藉有病而不肯就职。以后齐高帝在给崔祖思的信中说：“明居士立志值得敬重，我以前的旨意竟然没有传达给他吗?天气稍凉想举办讲习之事，你可以到他那儿，把我的意思全部告诉他，令他和明庆符一块儿回来。”又说：“伯夷、叔齐不吃周朝粮食却采食周朝野菜，在古时候尚且受到人们议论，现今难道能息止造种议论吗?姑且把它当作笑话罢了。”
明庆符解除现任职务后，明僧绍跟着他返回，住在江乘摄山。齐太祖对明庆符说：“你的兄长高尚隐逸之事，这也是尧的方外之臣。朕虽然没有与他直接交往，有时却在梦中相通。”赠给明僧绍一支竹根如意，一顶笋壳冠。明僧绍听说佛教徒释僧远有高尚的风范品德，前往定林寺守候他。太祖想出寺庙去见僧绍。僧速问明僧绍说：“天子如果到来，居士你怎样和他相见?”说：“山野之人，正应当凿墙挖洞以躲避。假如得不到同意，便应当依照以前戴公的办法行事了。”永明元年，世祖敕命召僧绍，他藉口有病不肯相见。下诏征聘他为国子博士，也不肯就任，去世。其子明元琳，字仲璋，也能继传家业。
明僧绍的长兄明僧胤，能谈玄说道，宋朝时为冀州刺史。明僧绍之弟明僧嵩，也爱好学问，宋武帝见了他，亲自迎接并颂扬其名声，当时人认为这是很荣耀的事。宋明帝泰始初年，他任青州刺史。
明庆符在齐高帝建元初年为黄门官。
僧胤之子惠照，元徽年间，任太祖平南主簿，跟随拒守桂阳，累官至骠骑中兵，与荀伯玉同为值班管领。齐高帝建元元年，为巴州刺史，对銮羞人采用绥靖怀柔政策，答允让他作益州刺史，还未升转便去世了。
顾欢字景怡，吴郡盐官人氏。祖顾赳，晋朝隆安末年，因躲避动乱而迁居。顾欢六七岁时书写甲子，有简策三篇，顾欢据以分析推算，于是知道了六甲。他家境贫寒，父亲让他驱赶田中麻雀，顾欢作了《黄雀赋》便回家，麻雀将田中稻谷吃了大半，父亲发怒，想鞭打他，看见顾欢作的赋才停手。乡村中有学堂，顾欢因贫困而拿不出钱来上学，于是就靠在学堂后墙上旁听，所学东西没有什么遗忘的。他八岁便读了《孝经》、《诗经》、《论语》。等到长大后，更笃志好学。他母亲年老，他便边种田边读书，晚上便燃烧谷糠来照明。同郡人顾觊之来到县裹，见了他觉得很是惊奇，于是让几个儿子都与他相交往，顾觊之的孙子顾宪之也跟他学经傅。顾欢二十多岁便跟随豫章人雷次宗咨询玄学儒学各种意义。母亲亡故时，他有六七天都水米不沾牙，在墓旁筑室而居，于是就隐逸避世而不出仕。他在剡县天台山开馆聚众讲学，接受他教导的经常有近百人。顾欢早年丧父，每当读到《诗经》中“哀哀父母”这句诗时，便拿著书恸哭流泪，学者从此放弃《蓼莪篇》而不再讲。
齐太祖辅佐宋朝朝政时，对枫欢的风范教化很欣赏，征召他为扬州主簿，并派中使去迎接顾欢。到太祖即位，顾欢才到了京城。顾欢自称是山谷臣顾欢，上表章说：“臣听说张纲要提纲绳，整理裘衣要提着衣领。纲领既已理顺，裘毛网眼自然会张开。而道德是纲，事物的形式是目。从上治整其纲，则万事都符合时势顺序；从下张开其目，则庶民百官都不敢荒废其业。因此商汤、周武王既得情势又师法正道，其基业便延绵不绝；秦始皇、项羽轻视正道而一昧放纵其威势，结果是身遭杀戮。自古以来，天门便有开有闭，春夏秋冬气候互相更新，丝衣皮裘也互相变换替代。当今已是火水更换了位置，日、月、星也变改了法轨，上天树立显德之人，适应时序生育万物，搜集宣扬偏狭浅陋的意见，草莽中也没有隐伏的议论了。因此山谷中愚笨之人，也敢于表明自己偏颇的一管之见，谨删撰《老子》一书，献上《治纲》一卷．希望皇上能考察古代百王的治理方法，斟酌运用到现时，不要因为是草野鄙陋之人的话而抛弃它，不要因为是地位微贱者的见识而废置它，那么就是率土之民的福分，微臣我的万幸了。希望皇上能看看，则从上至下都相互安泰。虽不求百姓欢悦而百姓自然欢悦，不祈请上天保佑而上天自会答应。上顺应天，下使民欢悦，那么皇上的基业便很稳固了。臣志向在深山幽谷，不想获得荣耀；云霞野食完全满足需要，不必依靠俸禄养身。陛下既然远道寻求访见我，我怎敢不畅所欲言?话已说完，请求允许我从此退隐。”
当时员外郎刘思效上表陈述自己正直的意见说：“刘宋白大明以来，逐渐凋敝衰落，征收的税赋比往年增多但国库却比以前更贫乏。加上战争烽火屡起，国家创伤得不到平复，服兵役的兵士们，家中没有半点粮食储备，百姓哀号哭叫，毫无生活的快乐。豪门权贵之流，富商巨贾之族，其车马服饰伎乐，争相攀比奢侈靡丽；其亭台楼阁池苑居宅，互相竞争着趋于高大华美。甚至连居于山泽之人也不敢采摘饮用他们的水草。贫富对照鲜明，抛弃本源而崇尚未流。陛下应当发布明确的韶书，倾吐仁德的声音，广施恩惠甘霖，禁止邪僻奸伪，减省徭役，杜绝奇丽的财物，堵塞郑、卫之音，顺应历数天命的变化，改变前朝奢靡的风气，使礼文与实质相符，这样做目不是很伟大吗?又彭城、汴州有鸱枭的巢穴，青丘是狐兔藏身的洞窟，这些害人精残虐百姓祸害人民，其程度比以往更凶暴，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厉害。鬼神哭泣旧泉的改色，人们悲愤故土的陷敌；儿童见发式改换而感到活得惭愧，老人见衣襟左掩而觉得陷入敌手的羞耻。陛下应当回报上天、臣民的引颈以顾的期望，哀怜悯惜群黎百姓翘首以待的殷切企盼，授兵权给卫青、霍去病之类的将领，把韬略交给萧何、张良那样的军师，万道并进，扫荡山谷。这样不用挥鞭而恒山倾倒，渤海不够饮用而枯竭，哪裹仅仅址使敌寇灰飞烟灭而已呢!”
齐太祖颁诏说：“朕以继夜，思考着弘扬治理朝政的方法，做梦都停留在山岩海滨，精力集中在国家的管理库藏，诸事烦扰于心而很晚才进食，可以说是极其勤勉了。吴郡顾欢、散骑郎刘思劲，或来自山丘田园，或处于闲散职位，都能到金门凤阙的朝廷来上书献策，辨析治理世事的方式方法，对朕心有所帮助。现将其表章发下，外臣们可详细选择适用的，以待陈奏。顾欢最近已赏给旌旗饰物，刘思劫可以交给吏部按照铨序官员的制度予以升迁，以显扬正直之言。”顾欢束归时，太祖赐给他尘尾、素琴。
齐武帝永明元年，有韶征聘顾欢为太学博，同郡人顾黯征为散骑郎。顾黯字长孺，有隐逸的节操，与顾欢一起都不接受徼召。
顾欢晚年的衣着食物与常人不同。每天早晨一出门，山鸟便聚集在他手掌上啄食。信奉黄老之道，善解阴阳之书，用术数预测事物，大多应验。当初宋元嘉末年时，他出京都寄住在柬府，忽然在柱上题字说：“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并因此而束返。后刘劭弑君篡逆，果然是这一年的这一天。他自知将要去世，便赋诗言志说：“精气随天命而行，游魂随物化而逝。”死期一到，卒于剡山，身体仍然柔软，时年六十四岁。归葬旧墓，树木枝干相连从墓侧长出，县令江山图上表描述。齐世祖诏令顾欢的几个儿子，编撰顾欢的《文议》三十卷。
佛道两家，其立教宗旨不同，学者因此互相非难诽谤。顾欢着《夷夏论》说：
凡是辨别是非，应当依据圣典。所以追寻二教的本源，特标明二教的经典之句。道经云：“老子入关到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曰净妙，老子趁着她白天睡觉，乘太阳的精气入净妙口中，后年四月八日夜半时，剖左腋而出生，坠地就行走七步。于是佛道兴盛了。”此段话出白《玄妙内篇》。佛经云： “释迦牟尼成佛，有在尘世中遭劫难的命数。”语出自《法华无量寿》。“为国师道士，儒林之宗”。语出《瑞应本起》。顾欢论述道：
五帝三皇，莫不有师傅。国师道士，没有超过老聃、庄周的；儒林之宗，谁能超出周公、孔子。如果孔、老都不是圣，那么谁可称得上是圣。然上述经籍所说，像符契一样相合。道则是佛，佛即是道。其道义的极致是相符合的，其行迹则相反。或聚合光辉以照明近处，或星光闪耀以照亮远处。道救济天下，所以无处不进；智周全万物，所以无物不为。它们进入世界的方式不同，所以其作法必定不一样。各成其本性而不改易其事。因此端庄从容的绅士，遣是华夏的容貌；剪发而松开衣服，这是各少数民族的服饰。挺身跪跽，如磬一样弯曲行礼，这是中原的恭敬的礼节；像狐狗一样地蹲踞，这是蛮荒之地的庄严的礼俗。用棺椁殡葬死者，这是中原华夏的丧葬制度，火化水沉，这是酉戎的丧葬习俗。保全身形笃守礼仪，这是使人保存善性的教导；破坏容貌改易性格，这是教人杜绝恶性的学问。不仅人是如此，就连异于人的万物也是这样。鸟兽之王也往往是佛，在无穷无尽的世界裹有圣人代代兴起。或昭明五经，或传布三乘。在鸟的世界便如乌一样呜，在兽的世界裹便像兽一样吼。用华夏的语言教导他，便说华夏之语：用夷戎的语言化育他，便说夷戎的话。虽然舟与车都是用来乘坐以行达远方的，但却有衹能济川或行陆的限制。佛与道都是为了教化世人，但也有夷戎与华夏的区别。假如说它们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因而采用的方法可以互换的话，这岂不是车可以渡河，舟可以在陆上行走吗?现在以中原华夏的体性，去仿效西戎的方法，既不完全相同，也不完全相异。在下抛弃妻子儿女，在上废除宗庙祭祀。贪图物欲享受的，都因为礼节而得到伸张；孝亲敬长的标准，衹凭藉是否犯法来判断理亏。违犯了礼仪的条理次序，还一点也不觉悟。丧失了体性忘却了回返，谁还记得旧有的道路?况且理的可贵之处是正道；事的可卑视之处在于习俗。舍弃华夏而仿效夷戎，这是什么道理?是因为道吗?道原本就是相同的。是取其风俗吗?风俗本来就大大地不同。
常见那些刻舟求剑式的和尚，守株待兔式的道士，互相争论谁的教义为大谁的教义为小，互相攻击。或将道一分为二，或将华夷习俗混为一谈。造就是牵强附会地将异认作同，将同破坏成异。那么这种论争所持的理由就是混淆是非的本源。考察两教，最崇高的道义是相同的，衹是所取的方法有分别。开始于无端，结束于无终止。或涅槃或仙化，各是一种方式。佛教号称正真，道教叫作正一。正一归结于无死，正真归结于无生。在词义上虽然相反，实际含意上却互相符合。但无生的教义则渺远，无死的教义更切近。切近之法可以使性格谦虚软弱者得到促进，渺远之法可以使喜好夸口逞强者受到抑制。佛教有文采而广博，道教质直而精细。太精细则不是粗笨之人所能信服的，太广博则不是精细之人所能信奉的。佛教的语言华美而善于诱导，道教的语言朴实而慎密。太慎密则衹有聪明人能上进领悟，善导引则使愚昧者争着向前。佛经繁多而明显，道经简练而幽深。幽深则使人难于看清其奇妙的门径，明显则使人容易遵循其正路。这就是佛道二法的区别。
神圣的大师原本没有形成差别的心思，但形式体制却方圆有别。方圆的器物既然用途不同，因而二教实施的方法也不相同。佛教是破除恶习的方法，道教是舆起善德的方法。兴善则以崇尚自然为高，破恶则以讲究勇猛为贵。佛教的行迹光明正大，适宜于教化万物；道教的行迹慎密捆微，有益于为自己所用。其优劣的分别，大致就是这些。
至于蹲踞平坐的种种仪式，本出于它们各自的习俗；教徒们互相争论，也衹不过出于他们各自的理解，这犹如蚊呜乌叫一样，怎么值得一一去比较呢?顾欢虽然赞同二教，但内心更偏向道教。宋司徒袁粲假托道人通公的名义驳斥他，其内容大略说：
白曰停息了照耀，恒星隐藏了光辉，这是佛祖诞生时应验的征兆，其事在老子之先，所以并非老子入关后，上天才显现这种祥瑞。
又老子、庄周、周公、孔子，他们存世的论述，都是依靠太阳的余光，凭藉佛经的遣法，从中窃取善言而来的，结果反成了书蠹，探究考察其源流，毕竟和我们崇尚的道不同。
依照西域的记载和佛经的税法，其民俗以膝行为敬礼，而不以蹲坐为恭敬；道教以环绕三圈为虔诚，而不以踞傲为庄重。岂衹是戎夷之地如此，就连我们遣襄也一样。襄童见帝是膝行而前；赵王见周也是环绕三圈才停止。现在佛法流行于华夏，信仰者常觉安宁；它劝诫人们相互友善，走上这条路的人常能通达。文王创立周朝．泰伯建立吴国，都能改革戎夷的风气而不因循他们旧有的习俗。这哪裹像舟与车那样，按理是不可代用的呢?佛法讲求感化，有的因循有的变革。在家修行的居士，容貌服饰都不改变；出家修炼的和尚，其服饰容貌必须改变。这种改变原本是根据佛教教规，并不是遵守其地的民俗。教规与民风本不相同，所以用不着担心会互相淆乱。
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其为圣人大概相同，但对世界的观照不同，因此立教的宗旨不同。孔、老以治理现世为根本，释氏以出世为宗旨。其出发点既然有别，其终极目标也有所不同。二教符合的论调，自然是出于臆说之词。
又道教仙化以形体变化为上，佛教涅槃以修炼精神为上。讲求变形的，就是满头白发变成黑色，但终不免于一死；修炼精神的，使尘世的诱惑Et渐减少，精神更加清纯而长存。涅槃的方法，是没有死的。二教的差别如此之大，怎能说它们是相同的呢?顾欢答辩说：
案道经的著作，产生于西周；佛经的传入，开始于束汉，二者年月相差超过八百年，时代相隔数十代。如果说黄老之说虽然久违，而其源在于释氏，遣就好比说吕尚窃取了陈恒的齐国，刘邦窃取了王莽的汉朝一样。
经书说，戎夷之气强悍粗犷，这难道又是拾人牙慧吗?又夷俗是长跪，与华夏不同，是抬起左腿踮起右脚，适全是蹲踞的模样。所以周公与孑L子先后都禁止这种姿式。又舟足用来渡河的，车是用来行陆的。佛教兴起于戎地，岂不是戎俗向来便是恶的吗?道教出于华夏，岂不是华夏风气原本就是善的吗?现在华夏风气已经变化得与戎狄一样丑恶，因而佛教便来破除它，确实是有原因的。佛理的确珍贵，故其戒律条文值得遵守；戎俗实在低贱，故其语言妆扮可以抛弃。现在华夏的一些士女们，民族并没有改变，却光着脑袋偏向蹲踞，滥用戎夷的礼仪。对于这些削发之徒来说，完全是胡人了。各国都有其原来的风尚习俗，按理是不可以改变的。
如果说观照世界的方式不同，因而设教的宗旨必定不同的话，那么，佛教并非是东方华夏的宗教，道教也不是西方戎狄的宗教，按理应当像鱼鸟一样，因渊源不同而永不相关；但为什么老、释二教都能流行于四面八方?现在既然佛教已风行于东方，道教也向西方迈进，故此知道世风有精粗之分，宗教有文质之别。但道教执守根本以导引末流，佛教拯救末流以保存根本。请问其差别的要领有哪些?如果仅认为差别在于是否剪落头发，则罪犯也剪落头发。如果以为差别在于是否设立偶像，则巫觋也设立偶像。这些都不是其要领，其要领在于恒久不变。二教都以永恒不变的“常住”为其形于物外的“象”，那么其思想体系的“道”又有什么差异?
神仙有死，衹是权宜的说法。神仙是大化的总称，而不是穷极玄妙的至名。至名是没有名称的，其有名称者共有二十七个品级，“仙”变而成“真”，“真”变便成 “神”，“神”或称为“圣”，仙、真、神各有几种品级，品级达到极致便进入了空寂的境界，既无为又无名。如果仅仅是服用素食丹芝，以求延年益寿，那药尽寿终便会死去，这衹是些修身养颜之徒，并非神仙一流人物。
明僧绍《正二教论》认为：“佛教在于显明其信仰，道教在于保全其生命。保全生命者暗蔽，显明信仰者通达．现在道家宣扬长生不死，可以补为天上的神官，这根本违背了老、庄立论的原理。”文惠太子、竞陵王萧子良都喜好佛教。吴兴孟景翼为道士，太子召他进玄圃园。当时正足众僧大会，萧子良让盂景翼向佛礼敬，孟景翼不肯，萧子良赠送《十地经》给他。孟景翼作《正一论》，大约是说：“《宝积》云‘佛以一音广说法’。《老子》云‘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一’是极其神妙的，它的空寂幽玄可以与有形的世界相隔绝，其神奇的变化可以充满于无穷的境界。它无为而可衍生万物，处一而成为无数。没有谁能给予确切的命名，故勉强称之为‘一’。在佛教称为‘实相，，在道教称为‘玄牝’。这无形的东西就是道家所说的‘大象’，也即是佛教所谓的‘法身’。二教都主张采用不去有意为之而是听其自然方法来执守‘法身，、‘大象’。但事物有八万四千种，说法也有八万四千种。方法既然是无数的，其施行也是没有穷尽的。虽然各种品级的修炼衹是随其机缘，不能勉强，但必须引导归之于‘一’。遣归之于‘一，叫作回归向正，向正即是无邪。邪念既已排除，众多的善性便会曰曰更新。三五四六，随用而行，独立持守而不改变，弃绝学问而无忧愁。远古的诸圣，都共同遵守着这个‘一’。老、释二教初始之时并未分开，迷惑的人将其分离而不能融合。众多的善行都去普遍地修炼，修行普遍了便能成为圣人。虽然称号有千百种，但终究不能穷尽。既然难以穷尽，怎能一一思议。”司徒从事中郎张融作《门律》说：“道舆佛的终极没有不同。我看佛僧与道士论辩是非，好像儒、墨两家论战一样。从前有鸿雁在天边飞翔，距离遥远而形象不很鲜明。越人认为是凫，楚人以为是乙。人的看法有楚、越之分，但鸿雁就是鸿雁，这是同一的。”张融把它拿给太子仆周颐看。周颗驳难他说：“虚与无就其内涵性质来说，都指空寂，这点是相同的。但它们处于空寂的方位，所表露的意义则有所区别。你持论的根据是‘处于极远处方是无二’。这处于极遗的虚与无没有分别，大概是指其内涵的性质而言的但足下您所宗仰的本旨却是同一在鸿这一实实在在的物上，而没有同一于虚无。以此奔驰在佛道二教之中，难免不会产生错误。不知您高明的眼光是如何认识本源的，轻易地信仰，哪裹会有根本的宗旨呢?”他们之间往来论辩很多，遣裹就不一一记载了。
顾欢不善于日辩，而善于写作。着有《三名论》，很是精巧，是钟会《四本》之类的著作。又注释王弼《易》书的《系辞》，在学者中流传。
始兴人卢度，道教的造诣也很深。年轻时他曾经跟随迟丞北征。退丞战败，敌虏追击得非常紧迫，前面又被进丞阻挡不得渡通。卢仅在心中发誓说：“如果能够免死，从今以后再不杀生。”不一会儿便看见两根栏木漂来。卢度接到栏木得以渡过淮水。后隐居西昌三顾山，常有飞鸟走兽伴随他。天夜里，有鹿触碰其墙壁，卢度说：“你碰坏了我的墙壁。”鹿应声离去。他屋前有一水塘养鱼，他用名字来招呼这些鱼，鱼便依次前来，取食后方离开。他预先便猜测到自己去世的年月，于是便和亲友诀别。齐永明末年，寿终正寝。
当初，在永明三年，征召骠骑参军顾惠胤为司徒主簿。顾惠胤是宋朝镇军将军顾觊之弟弟的儿子。他志在闲居养身，不肯应征。
臧荣绪是东莞莒县人．祖父臧奉先是建陵县令，父亲臧庸民是国子助教。
臧荣绪年幼时父亲便亡故了，他亲自种菜浇园，用以供奉祭祀。母亲死后，于是便撰著《嫡寝论》，洒扫房屋，设置筵席，每遇朔、望之H便按礼拜献，甘珍美味从不先尝。
臧荣绪性格纯厚喜好学问，他搜集束晋、西晋史合成书，分纪、录、志、传，共一百一十卷。隐居在京口教授门徒。南徐州征辟他为西曹，举荐为秀才，都不肯应允。齐太祖作扬州刺史时，曾征召臧荣绪为主簿，他也不来。司徒褚渊年轻时曾经亲自寻找过他。齐建元年间，褚渊禀告太祖说：“臧荣绪是朱方的隐士。从前臧质在宋朝时，以国戚身份出任彭岱的牧守，曾招引他为辅佐，但这并不是臧荣绪所爱好的，所以藉El有病而请求免职．他坚守归隐之志，身居草屋，虽条件艰苦，渗漏潮湿也觉安宁，以浇园种菜终老一生．与朋友关康之都沉溺于典籍，追记古事著书立说，撰有《晋史》十帙，赞论虽没有显示出超卓的才华，但也完全能包罗统括一代之事。臣年前去京，早已与他相见。最近告诉他要取用他的书，他已送出，希望能收录进石渠秘合，供博采异闻鉴别善本之用。”齐太祖回答说：“公所说的臧荣绪，我很记得他。他有史书。想把它收进天禄阁，很好。”
臧荣绪看重和爱好《五经》，他对入说：“从前吕尚奉献丹书，周王斋戒降位以迎；老氏、释门的教诫，都有礼敬的仪式。”为表明至道，于是便着《拜五经序论》。因孔f生于庚子日，故常常在逭一天陈列《五经》叩拜他。自号“被褐先生”．又认为饮酒会淆乱德性，所以平时言谈常以酒为诫。齐永明六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当初，臧荣绪和关康之都隐居在京口，世人称为“二隐”。关康之字伯愉，河东人。世代居住在丹徒县，以研学古代典籍为业。四十年不出门，不肯应承州府的招聘。宋太始年间，征召为通直郎，不就任。晚年因为母亲年老家境贫寒，所以要求做岭南小县的县令。性格清正简约，独自居一室，很少与妻小相见，也不与宾客交往。弟子以学业相传授。特别喜好《左氏春秋》，、齐太祖为领军时，平素也喜欢《左氏春秋》。关康之送给齐太祖《春秋》、《五经》，是经他亲手句读校定的，并且还有十余条论述《礼记》的文字。齐太祖非常高兴，很是珍惜这部书。，死时还遣诏命将这部书放入冥宫。关康之卒于刘宋末年。
何求字子有，庐江郡潜县人。祖父何尚之是宋司空。父亲何铄为宜都太守。
何求于宋元嘉末年为宋文帝的挽郎，初仕著作郎，中军卫军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参军，抚军主簿，太子洗马，丹阳、吴郡丞。何求性格清淡没有过分的欲望。又官拜征北参军事，司徒主簿，太子中舍入。宋泰始年间，何求的妻子丧亡，归葬在吴县旧墓中，授职为中书郎，他不肯拜受。仍住在吴县，居住在波若寺内，足不出产，谁也见不着他。宋明帝驾崩，他才出门赴京奔国丧，被授为司空从事中郎，不肯就任。于是便拜官为永嘉太守。何求当时寄住在南涧寺内，他不肯前往台省，请求就在寺中拜受，获得许可。一天晚上忽然乘小船逃回吴县，隐居在虎丘山。又授职为黄门郎，不肯就任．齐永明四年，世祖让他做太中大夫，又不就任。永明七年去世，享年五十六岁。
当初，何求的生母工区被他父亲害死，何求兄弟因此没有做官的兴趣。
何求之弟何点，年轻时就不肯出仕。宋朝时曾征召他为太子洗马，不就任。隐居在东离门外卞望之的墓旁。他性格循顺善良，很少亲附名人。齐建元年间，褚渊、王俭为宰相，何点对人说：“我作《齐书》已经完成，赞辞云：‘褚渊出身于豪门世族，王俭也门第高贵家族华丽。若不是依赖于母舅之力，怎能够关怀体恤亲戚之家。”’王俭原想会见他，知道见不着，才打消了这个念头。齐永明元年，征召他为中书郎。豫章王亲自登门造访，何点却从后门逃出去。竟陵王萧子良闻知此事，说：“豫章王尚且不能够使他屈就，我更不能提出这种要求。”于是赠给何点嵇叔夜酒杯和徐景山酒枪以表达心意。何点常自得其乐，虽然一喝酒就醉，但交游宴乐时仍不离酒。永元年间，京都常受敌寇的侵扰，何点曾把亡衣结成下裤，与崔慧景共同讨论佛教教义，其归隐的行迹多是这样。
何点之弟何胤，有儒学造诣，也怀抱着隐遁之志，将居宅命名为小山。齐隆昌年间他为中书令，因是皇后的堂叔而受到亲近恩宠。齐明帝即位，何／乱便出卖了田园住宅，准备顺遂自己归隐的心愿。建武四年，他为散骑常侍、巴陵王师。听说吴兴太守谢础辞官，何胤深恐落在他后边，于是上表辞职不等回音便擅自离开，隐居在会稽山。齐明帝大怒，命有司上奏弹劾何胤，然后再发布优待他的诏书。永元二年，征召何胤为散骑常侍，太常卿。
刘纠字灵预，南阳郡涅阳县人。他本是中原旧族，迁居到江陵。他年轻时便节操高尚，好学上进，必要取得爵禄后方归隐。宋泰始年间，官至晋乎王骠骑记室，宣厘县令。后罢官归家，便选择幽静处居住，不食五谷，以吃山蓟及胡麻为生。
齐建元初，豫章王为荆州刺史，教人写信礼请刘虬，要聘任他为别驾，与他同时受到礼请的还有同郡人宗测、新野人庾易，刘纠等人各修书答谢，却都不应允受召之事。永明三年，刺史庐陵王萧子卿表奏朝廷，请加授给予刘纠及同郡人宗测、宗尚之、庾易、刘昭五人蒲车束帛之命。有韶征请刘纠为通直郎，不就任。
竞陵王萧子良写信向他表达心意。刘纠回信说：“我一年四季经常患病，平时以浇园种菜为业。若使我余生能在山泽间得到舒畅，暮年情趣寄托在鱼鸟身上，这难道不是唐尧、虞舜对我的深重恩典，周公、邵公对我的宏大惠泽吗?刘纠进不研究机巧玄妙，没有孔门之徒、稷下学人的论辩才能；退不费神脱离物累，没有终老于坟间树下的节操。远来的恩泽既已洒下，仁爱的规劝也已表明。我谨收起被认为是樵夫牧人之类的嫌疑，对您表示越工勾践‘轼蛙’般的敬意。”
刘纠笃信佛教，他穿粗衣布衫，礼敬佛而吃长斋。注解《法华经》，亲自讲说佛教教义。因为江陵西面的沙洲远离人群，于是迁居到那儿。建武二年，有诏征聘为国子博士，他不就任。这年冬天，刘纠病重，正午有白云飘绕在屋檐下房门内，又有香气及磬声，这天他便亡故了，终年五十八岁。
刘昭与刘则同宗。州府聘请他为祭酒从事，不肯就任，隐居在山中。
庾易字幼简，新野郡新野县人。迁居到江陵某地。祖父庾玫是巴郡太守，父亲庾道骥是安西参军。
庾易生性恬静志在归隐，不舆外界交往。齐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聘请他为骠骑参军，他不肯就任。临川王萧映来到州府，特别看重庾易，上表举荐他，并送他一百斛麦子毛庾易对来使说：“山民我砍柴采野食与麋鹿为伍，终年少有皮毛之衣，自耕自种的收获足够度过岁月。受大王的恩泽，已经很深重了。”推辞不接受所赠的粮食。永明三年，有诏征为太子舍人，不肯就任。平时以作文章而自得其乐。安西长史袁彖钦佩他的风范，写信给他表达自己的心意，庾易则以兄弟间家书的格式给他回信。建武二年，又下诏征召他为司徒主簿，不肯应征。去世。
宗测字敬微，南阳人，是宋朝征士宗炳的孙子，世代居住在江陵。宗测年轻便好幽静避隐，不喜欢处于世俗间。慨叹说：“因家境贫寒双亲年老便不择官而出仕，先哲以此为美谈，我却有所疑惑。人的孝心确实不能感动神灵而获得财物，但应该顺应自然规律，凭劳动去分取土地的出产。怎能够去接受别人鬯厚的俸禄，替他分担重任呢?”
州府推举宗测为秀才，主簿，不肯就任。骠骑将军豫章王征聘他为参军，宗测答覆说：“为什么要错误地去伤害海中之鸟，横暴地去砍伐山中之木呢?”母亲丧亡，他亲自背土种植松柏。豫章王又写信给他聘请为参军。宗测回答说：“我性格同于鱼鸟，喜爱止息在山岩沟壑，眷恋着青松翠竹，迷失了人世之路。纵情游荡在高山流水之中，好像发狂一般，忽而不觉老之将至．而今双鬓已白，怎么可以再要求我收敛虚渺的行迹而担负实际的责任，限制我倾慕鱼乌的心情呢?”永明三年，有韶征聘他为太子舍人，不肯应征。
宗测想要游览名山，于是便将其祖父宗炳画的《尚子平图》临摹到墙壁上。宗测的长子在京师作官，知道父亲有出游的意思，便求取俸禄，回去作南郡丞，以便照管家事。刺史安陆王萧子敬、长史刘寅以下的各级官员都赠送礼物给他，宗测什么也不接受。衹随身携带了《老于》、《庄子》两部书。子孙们拜别他时悲痛哭泣，而宗测看也不看便长啸而去。于是他前往庐山，在祖父宗炳的旧宅中居住。
鱼复侯萧子响为江州刺史，赠送给他丰厚的礼物。宗测说：“年轻患有癫狂病，为找山采药，才从速道来到造裹。按肚量而进食松子苍术，按形体而穿薜荔女萝，这已足够维持我淡泊的生活，怎能再接受这强加的施予!”萧子响亲自去拜访他，宗测隐避不见。后来萧子响干脆不通告便来访，已经快要到宗测的住所，他不得已，才戴着葛巾穿着麻布衣与萧子响相见，但却不和他交谈，萧子响很不高兴地回去了。尚书令王俭送给宗测蒲草被褥。
不久，宗测护送弟弟的灵柩西去回到江陵，仍留住在旧宅永业寺内，不和宾客朋友相交往，衹和志趣相投的庾易、刘纠、族人宗尚之等人往来谈论。刺史随王萧子隆来到江陵，派遣别驾宗哲前去慰问，宗测笑着说：“按理贵贱不相交往，你为什么来到这裹?”竟不回答他的问候。建武二年，征召他为司徒主簿，不肯就任，去世。
宗测善绘画，自己在屏风上画有阮籍在苏门山相遇孙登的图画，无论坐卧都能看着它。又画永业寺的佛影台，这些都是精妙之作。他又很爱好音乐，喜欢《易经》、《老子》，为皇甫谧的《高士传》续作三卷。又曾经游历衡山的七座峰岭，着有《衡山记》、《庐山记》。
宗尚之字敬文，爱好山水泽。和刘纠一样，祇做官至骠骑记室便辞官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聘请他为赞府。豫章王聘请他为别驾，都不肯应允。齐永明年间，与刘纠一同征召为通直郎，和帝中兴初年，又征召为谘议，都不就任．高寿而终。
杜京产字景齐，吴郡钱唐人，是杜子恭的玄孙。祖父杜运，为刘毅卫军参军。父亲杜道鞠，是州从事，他善于弹琴下棋。杜家世传五斗．米教，直传至杜京产及其子杜栖。
杜京产年轻时便恬淡静穆，无意于荣耀与仕宦。颇涉猎文章道义，专修黄老之学。会稽人孔觊，清正刚毅有高节，一见杜京产便与他结成好友。郡召杜京产为主簿，州聘他为从事，他都称病离开。拜官为奉朝请，也不就任。他与同郡人顾欢脾性相投，在始宁束山设馆聚徒讲学。齐建元年间，武陵王萧晔任会稽太守，齐太祖派遣儒士刘秋去东方为萧晔讲说儒术，杜京产便邀请刘辙到馆舍讲书，竭尽资财供应接待他，儿子杜栖匆忙间拖着鞋走路，亲自替刘珊师徒做饭，他们就是这样礼敬贤士的。孔稚珪、周颐、谢满都写信给他以表达恳切深厚的情意。
永明十年，孔稚珪及光禄大夫陆澄、祠部尚书虞惊、太子右率沈约、司徒右长史张融上表荐举杜京产说：“依我们看吴郡杜京产这个人，心地洁静，性格谦虚，平顺通和出自于天性，聪敏豁达表露得极其自然。学遍玄、儒之经，博通历史、诸子之书，耽乐于文章学问，沉吟于道义奥妙。宋泰始之朝，挂冠罢仕，抛舍家业，辞世遁避，隐归于太平。在峻极的山者上筑室而居，在深幽的山涧中采芝而食，自耕自种，自给自足，自得其乐。卓然独立而不群，淡泊寡欲，麻衣蔬食，已二十余年。即使是古代的高尚志士，怎能超过他!我们认为应该使他放弃幽谷中的隐居生活，穿着绣衣进入朝廷，则山谷都会欢悦，薜萝也会鼓掌欢迎。”表章虽上但未见回音。建武初年，征召为员外散骑侍郎，杜京产说：“庄生持钓的志向，怎能为白璧而回转。”推辞有病不肯应微。年六十四，卒于永元元年。
会稽人孔道征，坚守志向而不仕宦，杜京产和他很友好。
永明年间，会稽钟山有一个姓蔡的人，不知其名．在山中养鼠数十只，叫来就来，叫去便去．此人言谈狂妄简慢，当时称之为“谪仙”。不知所终。
沈骚士字云祯，吴兴武康人。祖父沈膺期是晋朝的太中大夫。
沈膦士年轻时爱好学习，家境贫寒，他就边织帘边读书，手不停。宋元嘉末年，宋文帝令尚书仆射何尚之抄撰《五经》，并查访举荐好学之士，武康县以沈膦士应选。何尚之对儿子何偃说：“呈会从来就有奇异之士．”不久，沈鳞士便藉有病而回归乡里，再不与名人交往。他抚养丧父的侄儿，义名显扬于乡间。
有人劝说选盐工出仕，他回答说：“悬鱼囚兽，天下同是如此。圣人妙悟，所以每行一步都有吉兆在先．我确实未有高尚的德行，不能淡泊无虑，物我两忘，为何不企求谦退一些?”于是作《玄散赋》表示与世隔绝。太守孔山士聘请他，他不应允。同族人徐州刺史逸昙庆、侍中这怀文、左率沈勃都来探望他，沈膦士一概不答理。他隐居在余不吴差山，讲授经书，跟他学的有百十人，他们各自营建房舍，紧挨在他家的旁边居住。沈鳞士很看重陆机的<连珠》，所以常常给诸生讲解它。
征北将军张永为吴兴太守，邀请沈鳞士入郡。沈鳞士听说郡后堂有好山好水，于是便前往并停留了数月之久．张永想请他作功曹，让人把这个意思转达给他。沈鳞士说：“太守的明德施布遍及淡泊质朴之人，他心中念及山谷之民，我所以才披褐衣拄拐杖而来，忘记了疲劳疾病。如果一定想要让混沌之人去描画蛾眉，给披发的越人戴上有文饰的冠冕，那么对我来说，逃走虽然不是聪明的做法，但要我依附于权贵，那只好投束海而死丫。”张永这才打消了这一念头。
宋升明末年，太守王奂上表举荐他，有诏征召为奉朝请，沈膦士不应召。齐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渊、中书郎沈约又上表推荐沈骈士的义行，说：“吴兴沈鳞士，杰出的风范早已超群拔俗，高尚的节操也早就树立，贞洁纯正的品性出于天生，渊博的知识得自于诚笃的学习。家世孤弱贫寒，粗茶淡饭也难以自给。镶抱书籍而躬耕，至白头而不倦；挟带琴瑟而砍柴，放歌吟咏而不停止。长兄早卒，留下孤侄四人。他扶持病弱，养育幼稚，含辛茹苦，而把甘甜让给别人。年纪虽已超过七十，但为人行事仍然没有改变。自塞亘台以来，有过多次的聘请征召，但他如玉的品质更加纯洁，如霜雪的节操更加严正。假如能让他在朝廷参预政事，在公卿中占一席位置，定能使边鄙之地都符合朝廷纲纪，使圣上的恩泽流播于荒远的边疆。”有诏征聘沈膦士为太学博士，建武二年，征请他为著作郎，永元二年，征为太子舍人，他都一概不肯厅征。
沈鳞士亲自背柴取水，两曰才吃一餐饭，坚守节操至终老。他专心于学问毫无厌倦，家中遭受火灾，烧书数千卷，当时沈璘士已年遇八十，但还是耳聪目明，他在灯下仔细地察看，用废纸的反面亲手抄写，又完成了二三千卷，装满丁几十只箱箧，当时人认为这是由于他养身静默的结果。撰著《周易》、《两系》、《庄子内篇训》，注释《易经》、《礼记》、《春秋》、《尚书》、《论语》、《孝经》、《丧服》、《老广要略》数十卷。他有鉴于杨王孙、皇甫谧等人虽深通生死之道，却大办葬礼的虚伪行径，于是自己便预先写下如何安葬的遗书，享年八十六岁而卒。
同郡人沈俨之，字士恭，徐州刺史沈昙庆之子，也不出仕。征召他为太子洗马，永明元年，征召为中书郎。
永明三年，有诏征聘前南郡国常侍沈颢为着作郎，建武二年，征聘他为太子舍人，永元二年，又征聘为通直郎．沈颛字处默，是宋朝领军沈演之兄长的孙子。
吴苞字天盖，濮阳鄄城人。他是儒学之士，喜好《三礼》及《老子》、《庄子》。宋泰始年间，渡过长江聚徒讲学，他常戴一顶黄葛巾，手持竹尘尾，粗茶淡饭二十余年。宋隆昌元年，诏书说：“处士濮阳入吴苞，其志向在于居处高山大谷，秉性节操贞洁坚固，情趣沉浸在古籍之中，至白头更是老当益壮。征聘为太学博士。”他不肯应征。始安王萧遥光、右卫江柘在蒋山南面替他建立馆舍，自刘珊死后，学者都跟随着吴苞。高寿而终。
鲁国孔嗣之，字敬伯，宋世舆齐太祖同为中书舍人，但这并非他所好，从庐陵郡任上离官而去，隐居在钟山。齐朝时被任命为太中大夫。建武三年，去世。
徐伯珍，字文楚，东阳太末人。祖父与父亲都是郡掾史。徐伯珍早年丧父，家境贫困，在竹叶及地上写字练字。山洪暴发，淹没了房屋，村裹邻居都急忙逃走，徐伯珍却把床叠架起来，留在上面，读书不止。其叔父徐墦之与颜延之很要好，回到祛蒙山设立学舍聚徒讲学，徐伯珍前往那儿跟随叔父学习，经过十年，对经籍子史都很有研究，所以游学的人大多依从于他。太守琅邪王萧昙生、吴郡人张淹都曾礼聘他，徐伯珍应召后便立即退归，这样做共有十二次。征士沈俨和徐伯珍促膝而谈，以表达真诚不移的友情。吴郡人顾欢挑剔出《尚书》中含义不通的地方，徐伯珍训释回答得很有条理，因此儒学之士对他极为宗仰。
徐伯珍还喜好释氏、老庄之学，并通晓占卜之术。年岁常旱，徐伯珍占筮，时雨如期而降．他行为举止很有礼貌，过有曲折的小桥，他都要急忙走过而避开，惟恐阻拦别人。年轻时他的妻子便丧亡，盲到晚年他也不再重新娶妻，自比于曾参。他家南边九里有座高山，班固称之为九岩山，足后汉龙丘苌隐居的地方。山上长有很多龙须柏，看起来五彩缤纷，世人叫作妇人岩。二年后，徐伯珍移居逭里。他家门前长着一棵梓树，一年便艮得很粗壮，须两人合抱。馆舍束面的石壁夜晚忽然有红光通明地照耀。不大一会儿又熄灭了．有一对白雀栖息在他家门窗上，人们议论纷纷，认为这是隐居之德感应的结果。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聘请他为议曹从事，不肯应召。家境很足贫乏，兄弟四人，都白首相对，时人称之为“四皓”。建武四年，徐伯珍去世，享年八卜四岁。接受他教诲的人共有一千余人。
同郡人楼幼瑜，电是儒学之士，着有《礼捃遗》三十卷。官至给事中。
又有同郡人楼惠明，有道术。居住在金华山，飞禽走兽毒虫之类都躲避他。宋明帝闻知此事，敕命要他出山居住在华林园。授官奉朝请，楼惠明坚辞不受，要求束归。齐永明三年，忽然乘轻便的小舟去丰安县，大家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不久而唐寓之贼便攻破了郡府。文惠太子召请他出来住在蒋山，楼惠明又请求归回原处，得到允许。齐世祖敕命为他建立馆舍。
史臣曰：顾欢论戎夷、华夏的二种宗教，以星氐道教为优而以释氏佛教为劣。佛法这种东西，其理义来自万古荒寂，其迹象显示于中世；渊源深远广博，无始无终，无边无际，宇宙也不知道其深广的程度，数日也难以计量出来。多么地兴盛啊!真正的菩萨的创立言论，深察机微紧扣空寂，有所触发必定有所感应，以大包小，无捆不容．至于儒家之教，讲究的是仁义礼乐。仁是爱心义是适宜，礼讲顺从乐主中和，如此而已。而现今则以慈悲为本原，以常乐为宗旨。施舍随其机缘，细小的举动也能表示敬仰之意。儒家之教，以祖宗言行为其规范，引古证今，对学习者来说容易晓悟。而现今讲因果报应，前有何因，后必报以何果。功业与行为互为因果，连锁相承，循环不已。阴阳五行之教，占验的是气候变化H月运行，教给人民知晓天时变化与世事兴衰之间的利害关系。现今却讲耳眼聪明洞达，心智与外物相通，自身便如上天星宿，哪裹要等待甘石星经的占验结果。法家之教，出自刑法，禁止奸佞邪伪，赏罚分明。现今却讲十恶不赦．十恶所坠落之处，有五种达到最低的地方。受到刀山剑树的砍杀，热水烈火的烫烧，遭受这样的劫难都是自己造孽留下的恶果，这是毫无差错的。墨家之教，崇尚俭薄，即使摩顶放踵，为他人辛劳万分，也不要过分吝惜自身。现今则讲身体如同断蒂的瓠瓜，眼光如同井星，捐妻献子，是雄鹰也要庇护小鸽。纵横家的理论，贵在运用权谋，能言善辩、滔滔不绝，归根结底在于顺应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现在则是佛以一音说法，万众随类各得其解而不须一一解释，佛性四论，三度法会，都是我们的教师。杂家之教，兼有儒、墨二家之论。现在却是释迦牟尼于五时依次而说法，对什么理论不能穷尽呢!农家之教，讲播植耕耘，善于考察雨、旸、燠、寒、风五种物候的变化，以培育各种农作物。现在却讲北方郁单越洲的稻米谷物，和南方阎浮洲的已不相同，这是上天回报的果实，是自然的产物。道家之教，主张执守虚艇专心致志，得真性而忘情欲，聚精会神而不为外物干扰。现今则讲最高的智慧无从明说，万法皆空；极高的道法怎能够给它命名呢?祇好归之于“一”。道法与世习相对比，便是将真与假相匹仇。佛理奥妙而深藏，它无所不在，无往不有。如果善于运用它，真便是俗，俗即是真了。九家教义的设立，为的是藉以教化世俗之人。刑名道墨诸家，意旨相互乖异；儒者不学这些理论，对于儒家也毫无损害。佛理玄妙旷远，佳讲实有、智慧、圆成实性的妙有。若有一物不知，便不能成为觉慧周遍的菩萨。至于佛法与现实相感应的力量之神妙，变化之奇幻，是小叮思议的，难以用语言描绘表达出来。而诸家张氏的五斗米道教，讲究的是丹书符录的事先征验，道法来自师传，其祖宗便是伯阳。世俗人情的信仰去就，便是佛教或道教。僧尼和道士，互相非难、攻击。这不仅仅是尊崇教义，同时也是不顾一切地去求利。审慎查考佛道两教，其教理归结于同一极致。但行迹有不同，所以成教有先后。大略而言，其优劣都是由教义本身产生出来的。道的根本在于虚无．逭不是通过学习能够达到的。但绝圣弃智，这种作法已经是有所为了。有所为的虚无境界，终究不是道的根本。假如本与末都同是“无”，那么有什么等级的分别?佛教则非如此。它以各种戒律束缚去培养人们，使愚暗者转向光明，依照一定的阶梯次序而逐渐步入圣殿。路途虽远而可以逐步实践，功业虽然旷远而总有实现的期限。劝人向善的道义，对于物我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而心智短浅的人，很少能够胜任的。世途的度量，全在因果二类。鶸叫便早起为善，未必能够泽及后人；在东陵吃肉享乐，也未必就有灾祸。才能高妙者，也会因为郁结不通而不能达道；而心智平庸粗鲁之辈，也可能终生富裕丰厚。忠贞之人反被遗弃；诡谲之人，却获得福运。由此看来，接近佛教不一定有祸有福，因为人们的身、口、意三方的行为是不确定的。经文上已说得很明显，开宗明义，人有现报、生报、后报等三报，所以上述的疑惑便顿时能够解开。史臣衷心信服释迦之教，深信冥冥中的因缘，认为没有比佛教更可贵的。
赞曰：含蕴贞正怀抱素朴，这是诚笃地学习和实行道教教义。衹有这佛教有如潜渊幽处的真龙，要抛弃鱼鳞而培养龙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