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战国策·齐策四》。士阶层本系西周等级分封制最下一级，没有封地，官位也不世袭。后来因社会阶级升降变化，这一阶层人数激增，成分复杂，名目繁多，如文士、武士、辩士、侠士、方士、隐士等，大抵皆具一定文化和技能，堪称各类人才。士的社会地位日益重要，被誉为国之宝，“士无常君，国无定臣”(扬雄《解嘲》)。当时各国各级新旧贵族，为了自身利益，需要争士、争民，“得士者强，失士者亡”(东方朔《答客难》)。士既受养见用，遂为贵族出谋画策，著书立说。

本篇即以高士颜周为主体，写他与齐宣王及其左右所进行的一场“王与士孰贵”的辩论。颜躅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气势凛烈，理正辞严，充分显示出寒士蔑视王权、勇于斗争的胆识。作者通过齐王心折，“愿请受为弟子”，论证士贵于王，德才重于名位权势，从而突出了士在治国安民中的积极作用和影响，颇具民主意识。文中推崇儒家选贤举能、立功立德的进取思想，但也赞赏道家守贞返璞、知足不辱的隐退观点。结尾写颜周在“尽忠直言”，说服齐王尊士、用士的“要道”之后，自己却辞禄归隐，甘守贫贱，向往自由生活，此与一般热衷利禄的俗士大不相同，塑造了一个作者心目中理想的高士形象。

全文运用齐王、左右和颜蠲的对白形式，结合各人言辞具体内容，描述其发言时的神色、辞气，将他们的个性、品格及变化中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栩栩如生。

起笔写齐王召见颜胭时倨慢失礼的一声传唤：“周前!”紧接颜周针锋相对的一声回报：“王前!”借此引入论事，突兀离奇，出人意表。颜周的傲岸君王，不畏权势，一开始就给人以鲜明印象。作者一面写齐王震怒，左右声色俱厉；一面仅用“周日”、“躅对日”以见其从容不迫，侃侃而谈。答辞内容却是对王进行当面教育，大胆批评，绝不鉴貌观色，更无阿附迎合。最后，当宣王被说服，“愿请受为弟子”，并以利禄相许时，“颜周辞去”，语气平淡，表现情无波动，心无沾染，依旧不失贫贱骄人气概。作者附加赞语收束，寓意明白，耐人寻味。齐王表情则由“不悦”而“忿然作色”，提出“王者贵乎?士贵乎”、“有说乎”等系列质问，怒容如见；当他听了“生王不及死士”的论证，“默然”无辞以对，强抑怒气，心实难服；最后认输，发出无可奈何的嗟叹，自拟“细人”而称周为“君子”，辞色虽转卑恭，仍图用荣华作笼络，富贵骄人习气确难改移。文中两次插叙左右侍从者对颜周的呵斥作陪衬，他们见王“不悦”，急忙揣摩王的心思，摹拟王的腔调，先以君臣身分诘责，继作虚声恫喝，连呼“周来”，夸张齐王威势，贬低士的地位，强要“天下之士”皆来接受“役处”。汹汹声势，咄咄逼人，其先意承旨、谄上压下的俗态流露无遗。在“士”与“势”的关系上，齐王矜势而非真正好士，左右慕势而贱士，颜周却鄙势而以士自豪，互为鲜明映衬。

文章中颜周批评齐王即从“慕士”与“趋势”对举立论。慕是仰慕，意含尊敬、器重；趋是趋附，意含俯就、屈从，下字确切。据后文强调：士必具有“仁义”

之德，“辩知”之才，能为国君“成道德”、“扬功名”，传世不朽；而王则具“居上位”，能致富贵的身分。颜躅论王因权势而贵，故“不贵”；士之贵在德才，乃真“贵”。士若“趋势”，则身蒙玷辱；王若“慕士”，则长享尊荣。照应结尾，隐括了他对王的“尽忠直言”和所言“要道”。

颜周溯史探变，“上见其原，下通其流”。据名实、本末、主从关系，论述王者行事，必需“德厚”、“明学”、“贵士”。王因“南面称寡”，“名华”显赫；士虽“生乎鄙野”，“实德”昭著。德才相对于王位、富贵的虚名，确是“无形”、“无端”；但却很实际，是行事的主宰(君)和根本(本)。先王为政以德，奉行推贤进士，治国安民，故能立功受福，保有王位；世俗之王不知求实务德，“无其实而喜其名”、“无德而望其福”，必致事愿相违，非特如此，“未得其实(贵士、重才德)以喜其为名(王号、爵位、富贵)者”，还会因贵而骄，因富而奢，从而错误地遵奉骄奢以行事，后果是“则凶必从之”、“祸必握”。精微剖析，中情合理，最能触动宣王心灵，使他考虑到“倨慢骄奢”，将致“灭亡无族”，怵然戒惧。(古诗文网：http://www.skyjiao.com/shici/）

本文妙用典故、引证、譬喻，辩证地阐明王和士的关系。所举齐国本国王和士的故事，是现实的反面例证，对齐王最具有说服力；所举历史上被公认的圣君贤王故事，是古代的正面例证，正反相辅相成，真理愈辩愈明；所引《易传》、《老子》之言，稍经发挥，说明问题恰到好处，所用璞玉譬比朴实之士，也很得体。

颜周论证“生王不如死士”一节，陡下惊人之笔。齐有高士柳下季，秦王重之，齐王反漠然置之，可见他徒拥名位富贵，不爱才德。名位致争，使他取祸，齐王的头倒成为别人猎取富贵的手段，岂非绝妙讽刺?而柳下季才德俱备，不必求名位，却自流芳千古。“生王”受辱．生不若死；“死士”享荣，虽死犹生。颜周就地取材，以生死殊途的王、士对举，事真理直。宣王听此，只好悻悻地收敛起骄矜之气了。

宣王及左右仅据身分地位而论贵贱，颜周提出德才作为贵贱准则来加以批驳。针对左右所论“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农亩，下则鄙野，监门闾里”，他特引“舜起农亩，出于野鄙，而为天子”，说明卑贱之士亦可转化为天子之尊。

尧传舜，舜传禹。尧、舜、禹在践天子位前，都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士。再从历史推溯：“自禹之时，诸侯万国”直到“当今之世，南面而称寡者，乃二十四”。其间侯王“稍稍诛灭”者可谓多矣!其兴亡的原因，正在于“得失(得士和失士)之策”。当侯王遭诛灭，其族荡然不存，命运远落士后，“欲为监门闾里，安可得而有乎哉”?可见王也应贵才德，向士学习，“无羞亟问，不愧下学”；又可见王须引用才德之士，一如“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得士愈多，其德愈隆，其功愈高，自能趋吉避凶；又可见士亦不可无功受禄，尸位素餐，如果贪恋禄位，德才受损，则致“形神不全”，反而失掉士的本色。颜周的话，自己身体力行，迥异苏秦、张仪一流名利之徒。

颜周引《老子》的话论证贵贱高下的相互联系和依存关系。高以下为基而体现，贵因贱为本而显示。位极高贵的侯王，却以“困贱下位”的“孤寡’’自称，说明侯王应守卑而尊下士，辞当理惬，齐王不能不服。

本文与战国策士徒事敷张扬厉的说辞不同，求翔实，去夸诞，虽有危言奇语，亦皆本乎情理，颇中肯綮。逻辑严谨，前后呼应；议论透辟，别开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