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善于形象思维，对直观、具体的事物领会得较快，这一点尤其表现在非知识分子的普通大众身上。所以战国诸子如孟子、庄子等在著述中常用形象化的比喻、故事来阐释哲理、说明事理。不象几乎同一时期的古希腊哲人，所有的论述几乎都是抽象的理论，不见具体事物。用西方的抽象思维、理性推演的方法来说明问题的话，在中国人当中传播，传播面积会受到限制。

　　白起应该明白“物极必反”“盛极则衰”“亢龙有悔”的道理，人作事千万不能做得太满，要留有回旋余地，荣誉欲、贪利欲太盛或者太匮乏人情，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当年曾国藩攻克天京后，处于他事业的鼎盛时期，包括左宗棠在内的几乎所有友人和部下都怂恿他借机北伐、推翻满清、建立曾氏王朝。然而曾国藩思考、谋划再三，没有采纳部下的“放肆”妄想。如果曾国藩的功名心更进一步的话，那么历史上就不可能有他这样功德圆满的人臣典范，他就不会受后人如此的推崇，如果他真的造反了，说不定命运就跟吴三桂一样。曾国藩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